普洱茶的常识更重要（了解普洱茶）

　　普洱茶的常识更重要

　　名作家阿城的一本书《常识与通识》中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的完整版应该是:“在丧失常识的时代,救救孩子,就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常识。”这句话放在当代的茶界都适合，早期因为体系不健全，从业人员胡编乱造，但是现在其实关于普洱茶的品鉴体系和普洱茶的理论依据都比较多了，民众对于普洱茶的常识还是很匮乏。也正因如此到现在普洱茶市场没有基本盘，都很乱，连最简单的基础认知框架都没有。‍‍‍‍

　　市面上常见所谓早年“枣香砖”“樟香砖”之类，也是臆造品：首先，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不会用这些非技术性词语;第二，那个时期工厂里的技术人员才没有热情去预测茶砖将来会散发何种香气。最可笑的抽智商税产品无疑是“文革砖”系列。真正的文革砖最多在厂名中体现出来，如“勐海茶厂革命委员会”，绝对不会出现“八十年代文革砖”这样的历史文盲产品，也不会出现“后期文革茶砖”这种貌似精神实则令人喷饭的说法，这种预见性犹如琼瑶剧里的台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普洱茶为何如此热?乾隆皇帝才是最大推手。最先窥得如是信息的人，把乾隆对普洱茶的表彰作为秘闻讲述给那些喝普洱茶的入门汉，钦定在这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有着不容置疑的正确性，一直以来，皇帝才是土特产最大的推销员。至今是今天，成为官方口中的“特供”，价值也会骤然飙升。我们在堆码如山的百货商店，触目之处就可以找到与贡品相关的货物。普洱茶联接着边疆与京畿，茶叶脱离了山林，便成为国是。自唐以来，茶叶与边疆就意味着礼仪与版图，民族与民生就在其中。

　　弘历茶事，涉及到茶与水的独特品鉴，也有着茶器购置和茶舍建造的极致追求，还有伴随着其执政生涯的著名茶宴，且有六下江南品茗事的壮举，更有三次支持蒙古人南下西藏“熬茶布施”的政治茶事。从私人爱好出发，再到国是与民生，弘历所营造的茶空间一步步在延伸，区域越来越大，覆盖了三分之二个中国，仅从这点来说，弘历可谓古今第一“茶人”。

　　朱元璋下令不再制作团茶，直接进贡叶茶，末茶渐渐灭绝。清朝乾隆是普洱茶的“推手”，发明出以普洱为中心的新茶道;雍正乾隆嘉庆爱喝易武，道光喜欢娜罕，道咸年间的议政大臣谈公事时常喝此茶。民国鲁迅喝普洱茶，他收藏的20克的普洱后来卖到20万的天价;重庆和西南地区的茶馆内，爱喝普洱的人也不少。

　　乾隆推行新茶道效果如何?《红楼梦》里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但普洱茶在清代官场与民间的普及情况并不清晰。这一情况直到韩国学者姜育发写出了《清代普洱茶海外史稿研究》才发生重大变化。姜育发利用《燕行录》等韩国史料，发现“今燕都茶品之藉藉盛行者，普洱茶为第一。”(《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日省录》等书记载乾隆八十大寿颁赐国内外诸臣的唯一茶叶是普洱茶。姜育发也认为，正是因为乾隆的提倡，“普洱茶在清代权府中的声誉与崇尚是其他茶叶无法比拟的。”洪大容在其《湛轩燕记》中记载中国“茶品多种，青茶为最下常品。普洱茶都下(京都)最所珍赏，亦多假品。”普洱茶被推崇到如此程度，今人难以想象。就品种来说，雍正乾隆嘉庆爱喝易武，道光喜欢上了娜罕，此茶汤色虽清浅，却有兰花香气，回甘持久，茶气强劲霸道。道咸年间的议政大臣谈公事的时候经常喝此茶，不过想想道咸年间政事废弛，朝廷衮衮诸公实在是对不起这款好茶。

　　清末民初的浙江博雅之士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里说：“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制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

　　普洱茶此后一直重复经历着普及——遗忘——普及的遭遇。

　　民国时期鲁迅喝过普洱茶，他收藏的20克的普洱茶在后来卖到20万的天价。对乾隆有看法的傅增湘先生也喜欢喝普洱茶，唐鲁孙在文章中有描写：“傅老已拿出核桃大小颜色元黑的茶焦一块，据说这是他家藏的一块普洱茶，原先有海碗大小，现在仅仅剩下一多半了。这是他先世在云南做官，一位上司送的，大概茶龄已在百岁开外。……等到沏好倒在杯子里，颜色紫红，艳潋可爱，闻闻并没有香味，可是喝到嘴里不涩不苦，有一股醇正的茶香，久久不散，喝了这次好茶。才知道什么是香留舌本，这算第一次喝到的好茶。”

　　普洱茶严格地说起来是商品名，一般可以说是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

　　云南的普洱茶称为“团圆明月”，内涵极深，似乎暗示虽然团茶被朱元璋灭绝，但普洱茶其实延续了宋代茶道的精神。